2021年11月8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再次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最管用、最全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生成需要从理论、实践、历史与现实四个维度考量。

一、理论维度：依靠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回答了为什么要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包括经济、政治等各领域，这就决定了人有追求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需要。民主作为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却不限于政治层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民主的政治统治也可能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说明民主还作用于经济。全过程人民民主覆盖的领域是广泛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具有全方位性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底色。唯物史观依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实践本质，认识到社会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演进的价值归宿。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人民谋福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主政治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为人民、靠人民的新理念新制度。

二、实践维度：贯穿于党带领人民探索人民民主的实践历程

党带领人民探索民主的实践历程明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的客观必然。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积极探索民主制度建设，大力宣传民主集中制，吸纳士兵、群众参与政府工作，保证兵民的自主表达权。延安时期，面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指出“民主”正是破解的新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政权得以建立和巩固，人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各项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的形式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由初期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到随着改革的深化增加民主决策形成“四大民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实现民主，创造性地把民主协商纳入民主的全过程。这些无一不是人民民主过程全面、链条完备的体现。

此外，从带有泥土气息的豆选民主，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浩浩荡荡的全国普选，从制定、修改宪法时的全民献策，到人民对立法的深度参与和监督，中国人民始终保持着对民主的热情与执着。年近90的张元济得知自己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喜出望外，坚定表达出“必当扶病来京出席，死在北京亦所欣然”的对民主的虔敬。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实践热情确保了民主的全覆盖性。

三、历史维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是人民民主兼顾各方利益的真实效果。“公”和“大同”蕴含人民公意，体现人民的共同利益。人民民主通过协调各方利益达到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正体现了古代的天下大同。民本思想为人民民主提供价值前提。《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对“民本”的最早阐述。诸子百家将民本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共同主张，如“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民贵君轻”“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些民本思想虽是为稳固君王政权而提出，但也强调民心政治，主张以人为本，将人民作为国家的价值主体。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还包含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因子。春秋时期就有“国人大会”的民主议事制度，当遇到“国危”“国迁”“立君”之“大故”，则“致万民而询焉”。《诗经》中的“询于刍荛”正是问计于民，体察民情之意。黄宗羲的“藏天下于天下”意指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体现了天下之事应由全体人民共同治理的民主管理思想。《周礼》所言的“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遽令”描述的是古代击鼓陈情，民众不仅可以陈冤，还可以表达对施政者的不满，起到了民主监督的作用。

四、现实维度：致力于新时代“两个大局”的正确把握

新时代“两个大局”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的问题意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切入点，考虑国内国际的新形势新变化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在不同时期始终坚持的目标和梦想。在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之后，为了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美好生活需求，改革也由重点突破进入系统、全面的深化阶段。我国的民主政治也顺应时代发展进入“全”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主政治层面的伟大实践。

与此同时，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的态势。曾被当作神话的西式民主深陷危机，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西式精英政治无法关注社会整体利益和普通阶层的民生问题，让国际社会大失所望。世界亟需一种新型的、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民主新方案。